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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周有光:回到常识

文、对话/陈芳、李灏

9月7日,一间不足十平米的书房,一张老式书桌前,周有光穿戴整齐,坐在固定的位置,看清记者写在纸上的问题,便开始作答,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很难想象这是一位108岁的老人,亲历了晚晴、北洋、民国、共和国四个时代。

79岁的儿子周晓平告诉凤凰网,父亲现在每天仍坚持大量阅读,至少读六份报纸,身在书屋而知晓天下,“在父亲的价值观中,知识、教育、人格最重”。

周晓平这样概括父亲的一生:50岁以前搞金融,50岁改行搞文字,80岁又改行搞文化,但“都与常识离不开”。

周有光生于1906年,长在江苏常州青果巷。在他出生前7年,新文字倡导者瞿秋白在这条巷子出生;时间再倒流7年,“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也降生于此。一巷三杰,邻里而居,是一种惊人的巧合。这种熏陶和积淀,让原本搞经济的周有光于1955年受命参与汉字文字改革,成为汉语拼音设计者之一。

周有光认为中国真正在文化方面实现现代化,标志就是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周晓平对凤凰网说,父亲参与文字改革,理由很简单,就是让中国老百姓认识更多字,从而能够有所觉悟,“搞民主,搞建设,没有常识不行,常识要靠教育,字都不识,怎么办教育?”

参与文字改革,还让周有光避开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我们一家刚从上海出来,上海就搞起了反右运动,他当时是绝对的大右派啊,如果当时不是到北京搞语言文字,我们整个家庭就全完蛋了”,周晓平告诉凤凰网,父亲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在他们离开没多久,就在反右运动中自杀了。

但接下来的文革,周有光没能躲开。他回忆说,当时给扣的帽子是“现行反动学术权威”,之后就是“现行反革命”。文革期间周有光先被下放到宁夏,后被召回北京,他回忆说,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召集刚回京的高级知识分子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用的了,你们回家吧”。没有事情做的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就回家了,利用这段时间整理资料,文革结束后出版的一本本论文,都是这个时间做出来的。

对于过去的经历,周有光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碰到倒霉的事情,不要总想坏的一面,要想想好的一面”。他说自己能长寿,一是生活有规律,二就是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一生淡泊,自1984年搬到后拐棒胡同一栋普通居民楼,一住近30年。周有光的书房铺得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颇为流行的仿木地板革,几件家具也都是老样式,就连他书房常坐的椅子都不是舒适的。但他坐在那里,和那些散发着墨香的书一起,这栋屋子就朴而不俗。在周有光看来,“做学问很难发财,要发财就很难做学问”,学问远胜于物质。周晓平告诉凤凰网,以父亲早年在外资银行工作的经历,按说应该富裕,可事实上家里从来就没阔气过。

108年的时间跨度,加之曾留学日本、就职于美国的经历,周有光习惯从世界来看中国,也因此,他对中国的未来保持乐观,“整个世界在前进,全球化的速度快得不得了,中国不可能不进步,今天你不走,明天还是要走的”。

对话周有光:回到常识

科学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

凤凰网资讯:文明社会达成共识的基础是各阶层都具备常识,您认为什么是文明的常识?

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凤凰网资讯:您说过要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而不要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在您看来,扩大视野,补充常识,是不是作为对中国启蒙教育的两个必要条件?

周有光: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从世界看一切事物,就会扩大视野,扩大视野以后,就会发现欧亚大陆有四大文明系统,四大文明系统之外有一个不分地区的、世界性的现代文化,所以我提出“双文化论”。

四大文明系统包括东亚的儒学、南亚主要是印度的传统文化、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还有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现在影响着全世界,是最进步的,它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教育这两大运动,所以跑到前面去了。

四大文明相互影响,而且越来越厉害,最近300年,这种相互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分地区的、世界性的现代文化。这个现代文化像是一个桌子面,四大文明系统相当于四个桌脚。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是失败的

凤凰网资讯:您对当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寄言?

对中国未来保持乐观

凤凰网资讯:说到回归文明的常识,是否还是以一个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来认识现在的理论才能回到真正的常识,有辩论才会有常识?怎样做才能回归?

周有光:回归两个字不适合用在整个世界,像美国这样铁定一条路,它没有回归的问题。美国是了不起的,第一个总统华盛顿就不肯担任第三任,他说不能成为一个不好的先例,所以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不许连任三届,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我们向苏联学习,完全一边倒,苏联瓦解证明苏联走进了历史的误区,世界上本来四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只剩下三个,所以说此路不通,没有两条道路,世界铁定只有一条符合历史规律的道路。

这个规律很简单,从思想来讲,就是从神学思维向玄学思维,再向到科学思维发展;从经济来讲,就是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从政治来讲,就是从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再到民权统治,从专制到民主。谁要违背这个规律,迟早是要退回来重新走,没有第二条道路。

回到常识路上,就是遵循历史的规律性,孟夫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每一个人都有天然鉴别的能力。可是为什么许多人仍旧错呢?因为短时间普通人容易看到错误,普通人要碰了钉子就回头了,碰了墙壁走不过去,他就会转弯,但长时间的错误就不容易看出来、改过来。

凤凰网资讯:您对中国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周有光:资中筠来看我说很悲观,我说我很乐观。整个世界在前进,全球化的速度快得不得了,中国不可能不进步,今天你不走,明天还是要走的,世界的道路就这一条,所以我是乐观的。

文字改革运动,大陆跑到了港台前面

凤凰网资讯:您怎么看中国的文字改革?

周有光:中国是一个古老国家,有了不起的古老文明。中国现代化从清朝晚年就开始了,政治的现代化,是由帝国变为民国,而在文化方面的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文字的现代化。

这个工作从清朝晚年提出,到现在差不多一百年,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这个法定的很好,一百年中许多研究成果都在这部文字法律中得到推广,这部法律的制定也意味着中国语言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告一段落。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语言共同化,就是推广普通话;第二是文体口语化,就是白话文运动;第三是文字简便化,就是简化字运动;第四是标音字母化,就是汉语拼音。将来怎么走,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研究,否则你就看不清楚问题。

凤凰网资讯:现在两岸三地有用简体、有用繁体,您怎么看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中的简繁之争?

周有光:大陆、香港、台湾,这三个抵御大小是不平衡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民主来讲,是香港、台湾跑到了前面,大陆跑在后面;可是从文字改革运动来讲,是大陆跑在前面,香港、台湾跑在后面了。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和党派没有关系,和国家有关系,不会因为党派变更而停止。在大陆设立有一个文改会,专门搞这个工作,所以跑到了前面。

大陆语文现代化运动告一段落,第一体现就是普通话的推广,本来中国分为几个大方言,我小时念的书就是方言的,我能背古书都是方言的,用普通话我不会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许多方言,在外国,一个上海人、一个福建人、一个广东人碰到一起,三个人要沟通只能讲英语。今天的情况就很不一样,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搞了一百年。

港台地区认为繁体是正体,反对简化,这个讲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用当时的字体来写古文的,就是所谓的今文写古书。中国的文字,继承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许多人不了解。台湾居然要把繁体字拿去申遗,我说让他去申吧,这个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假如你到台湾,你会感觉到台湾是看不起大陆的,香港也看不起大陆,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家就住在香港,香港人看不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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