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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远离对GDP的迷信  GDP已经落后

  别了,GDP崇拜

  2月中旬,从邻国日本传来消息: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然而,在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悄然调低至个位数。

  此前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30年前,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开始将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GDP一时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快慢的“硬指标”,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标”的时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发生。

  人们在重新思考一个常识问题: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

  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经到了付诸实践的阶段。“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轮廓正在不断清晰,而它如何通过全国“两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走到尽头的“唯GDP”

  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唯GDP也是万万不行的

  本刊记者/李静睿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日本内阁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10年度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均在数据发布后迅速发声:持续数十年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历史已被终结,新兴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过经济逐步萎缩的日本,仅仅是时间问题。然而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关系与现状,这仍然引发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有人撰文考据称,历史上中国的GDP曾经三超日本,分别是直至清末漫长的封建社会、二战刚刚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在来到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GDP的光荣与梦想

  与其他重要经济模式一样,1949年之后的中国最早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前苏联,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这一体系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MPS与西方国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区别,是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而MPS仅核算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但是MPS在中国的推行也并不顺利,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曾专业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多年,他回忆称,在MPS的平衡表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恰逢大跃进时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判,并以过分繁琐为由停止了多数平衡表的编制。”而在随后的文革十年中,“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工作人员被下放,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已经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细心的人会发现,GDP在中国的地位确立几乎与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同步。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在经济危机的短暂回调之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接下来八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则开始以十万亿元为单位实现连级跳,到了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GDP已经逼近40万亿元,到达了以往难以想象的高峰之上。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有不少人笑称,“GDP是个水货”,因为已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怪现象:地方公布的GDP总和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以去年为例,全国31省市GDP加总之和为43.0038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为39.7983亿元,高达3.2亿元的差距占全国GDP数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数据之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甚至曾经极端地建议,“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但是看起来,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全国“两会”前确认,“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关于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专家均认为地方很难不提GDP指标,“如果地方都说不要求GDP,那么中央目标怎么实现?”

  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因为曼昆的大名,这段话广为人知,经济学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译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他看来,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向的各种揣测,但许宪春迅速通过官方媒体做出了回应,称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萨缪尔森将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话语,又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科学的指标能够取代它”。

  隔着时空,许宪春也许是曼昆的追随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梁小民也同意这一观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

  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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